地缘性重构｜拆解通用汽车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四层深意
通用对供应链去中国化并不是偶发事件。
作者｜陈艳
编辑｜何芳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地。但由于特朗普政府一直以关税压迫汽车制造商扩大在美国的投资生产，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零部件加以限制，迫使通用汽车等企业产生减少中国零部件需求的想法。
11月12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通用汽车已指示数千家供应商清除美国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最终目标是将供应链完全转移至中国以外，一些消息人士还称，通用汽车已为一些供应商设定了解除与中国采购关系的最后期限——2027年。
通用汽车发言人对此报道回应称“不予评论”（declined to comment），未否认亦未证实相关细节。
其实早在2024年底，通用汽车就已向部分供应商传达此指令，2025年春天，随着特朗普启动关税战，中美贸易局势升级，这一进程加速。
今年10月第三季度电话会议上，通用汽车CEO玛丽·博拉表示公司正努力将更多供应链转移至美国，在其他地区实行“在所在地采购、生产”。全球采购和供应链副总裁希尔潘·阿明也提到，供应中断风险使公司不再仅依赖成本最低的国家。
11月13日，一位不愿具名的华汽研究院智库专家表示，自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均秉持“美国制造优先”理念，期望实现供应链回归与制造业复兴，这并非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所有海外供应链企业。不过，在实施过程中，因疫情冲击，跨国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到质疑，促使企业加速就近布局产能与供应链体系，通用汽车也因此加快了调整步伐。
需强调，此次“通用汽车清除中国零部件”行动，主要针对北美生产车型的零部件与原材料。美国是其全球最大生产基地，通用倾向为北美产车型采购当地零部件，也接纳中国外其他非美供应渠道。此外，其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受美贸易限制国家的零部件供应也设限，但对其他非美供应链企业仍开放。
汽车供应链“地缘重构”
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多次提及“de - risk”（去风险化）理念，强调要降低对单一市场或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增强经济与战略的自主性。在此背景下，通用对供应链去中国化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全球产业格局在地缘政治博弈下深刻调整的一个典型缩影。
华汽研究院分析认为，虽然欧洲车企没有像通用那样大张旗鼓地推行类似激进的供应链调整举措，但他们实际上也有着“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国，为中国）的口号与实践。这一口号看似聚焦于深耕中国市场、满足中国本土需求，实则也是欧洲车企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做出的务实反应。他们一方面希望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善的产业配套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实现产品的本地化生产与销售，获取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这种布局，降低因全球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等因素可能带来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相对稳定的发展路径。这充分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供应链重构的重要驱动因素，各车企都在根据自身战略和市场环境，探索适合自己的应对之道。
为响应特朗普鼓励投资和创造就业的号召，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率先扩大美国工厂生产规模。然而，业内高管也感受到中美关系的转变，一些企业着手解除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联系。
据路透社报道，某大型零部件制造商高管谈及通用汽车举措时表示，中国汽车供应链在照明、电子、工具和模具等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难以被替代。汽车供应商协会（MEMA）负责人Collin Shaw也称，汽车企业和大型供应商一直在通过减少来自中国及其他部分国家的产品采购为供应链“降风险”，但中国深厚的通用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网络，让寻找替代来源困难重重。
业内分析师表示，通用汽车的这一举措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行业趋势：在世界两大经济体继续重塑全球贸易规则之际，试图在经济现实和国家安全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除了调整供应商，美国车企还尝试与中国供应商合作在美国建厂。福特汽车2023年2月宣布与宁德时代合作，计划投资35亿美元在密歇根州建设电动汽车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工厂；2024年2月，特斯拉也与宁德时代就美国合作事宜展开洽谈，涉及授权在内华达州生产电池。但这两个项目推进不顺，均未成功落地。
针对这一情况，上述智库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两个合作项目采用的都是技术授权模式，但在推进过程中，相关法律环境发生了变化。国家对于先进制造领域中我国领先技术的输出，有着严格的考量。毕竟，这些领先技术是我国在长期研发投入下积累的宝贵成果，若轻易不保留地授权给美国企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今年，我国对于此类涉及技术输出的合作，态度十分明确，即要进行严格审核。
“尤其是向美国这类敏感地区的对外投资项目，都需上报至国家发改委进行审批，而且审批通过的难度较大。目前，不少跨境核心产业交易正以并购的形式推进，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府是否会批准这些项目。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项目审批作为业务发展的有力砝码，在与美国的交流合作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实现互利共赢与战略平衡。”上述智库专家进一步表示。
供应链调整背后的四层深意
针对通用汽车近期大规模调整供应链的现象，上述智库专家进一步指出，这一调整背后有着复杂且多元的原因，可从以下四个关键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看，自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秉持“美国制造优先”理念，期望实现供应链回归与制造业复兴，这并非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所有海外供应链企业。
第二，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国家，在诸多宏观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美国出于未雨绸缪，希望制造业回归，减少对竞争方的依赖，以应对可能更紧张的地缘冲突，这使得通用汽车在供应链调整上有了更多政治考量。
第三，在关键零部件领域，美国呈现出与中国切割供应链的态势。例如台积电等公司的表态，以及英伟达无法向中国供货等情况，反映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而且这一趋势并非短期行为，而是长期存在。中国企业海外建厂时，面临诸多难题，国家为保证领先优势，对关键领域合资公司及技术外流进行了限制，海外还出现如安氏半导体等特殊事件，供应链博弈激烈。
第四，在资源与执行层面，供应链回迁面临巨大挑战。企业需权衡订单与发展，克服重重困难。回迁需要大量资源，甚至可能借助中国能力训练美国工人，但这一途径如今已被美国政府堵死。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美国长臂管辖意图也日趋明显。不仅希望国际公司供应链搬回本土，就近供应，还对敏感区域的零部件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将来涉及中国股权、高管、研发软件的公司产品，可能无法平等顺利地用于美国车及相关与其战略联盟的国家车辆，这样的战略立场的变化必须重视起来。
上述智库专家最后分析总结道，通用汽车供应链调整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国家战略、地缘政治、企业利益及技术竞争等多个层面，其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值得行业持续关注。
说到底，美国为保障本土就业与研发，推动供应链回流属正常之举。此前通用汽车在玛丽·博拉的带领下，曾经对中国的能力以及对通用的帮助认识较深刻，其供应链也最为友好开放。但这并非个例，美资其他行业公司早已面临类似问题。政府政局变动会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当然，对企业而言，关键在于具备应对变化的弹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局势。
通用中国区换帅
在全球市场，关税冲击如汹涌浪潮，让通用汽车陷入困境。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通用全球营收虽维持在48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但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同比下降18%至34亿美元，净利润更是同比大跌57%至13亿美元。此前预计的关税成本虽经举措调整有所降低，但仍压力巨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用在中国市场的出色表现。通用在华销量主要依托上汽通用和上汽通用五菱两大合资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其在华销量约140万辆，同比增长9.7%，第三季度约47万辆，同比增长10.1%，且连续两个季度达成销量和市场份额双增长，重新找回增长动力。
财务上，三季度通用在中国市场收益8000万美元，与去年同期亏损1.37亿美元形成巨大反差，且已连续四个季度盈利，这得益于其在华一系列策略调整。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业务，11月11日通用宣布重要人事调整，自12月1日起，现任凯迪拉克全球副总裁John Roth将接任通用汽车高级副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总裁。
Roth拥有丰富的一线及总部销售、营销经验，在不同地区任职期间都推动了业务增长。Roth于1991年加入通用汽车，先后在一线及总部的销售和营销部门的多个岗位任职。2013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市场营销、销售及服务副总裁。2018年，Roth担任非洲与中东业务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带领该地区实现战略性和可持续性增长，并在随后晋升为全球客户关怀与售后服务副总裁。
自2023年6月以来，带领凯迪拉克重夺“世界标准”美誉，成为增长最快的豪华品牌和销量第一的豪华电动车品牌，还成功推动凯迪拉克进入F1赛车领域。
华汽研究院认为，此次换帅，通用汽车期望Roth能凭借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带领中国市场业务持续复苏，促进全球出口增长，为通用在全球竞争中注入新动力。
Roth也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之一。我期待与通用汽车中国团队及我们的合资伙伴携手，继续推动业务转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由此可见，此次换帅无疑是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破局与新生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