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EV车家号
“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口号，让五菱凭借 宏光MINIEV、缤果等车型坐稳下沉市场“国民神车”宝座。2025年五菱交出了销量增长答卷：全年整体销量163.5万辆，同比增长6.2%，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首破百万大关，达100.01万辆，同比劲增31.9%，渗透率超61%，产值也再度突破千亿元，达1000.2亿元。但亮眼数据背后，从利润分流到研发话语权不足，从战略摇摆到品牌固化，诸多问题环环相扣。
股权制约与内生短板的双向绑定
五菱的深层困境，源于“外部股权制约”与“内部能力短板”的双向绑定，二者相互放大、形成闭环。上汽通用五菱的股权格局（上汽持股50.1%、通用持股44%，五菱仅占5.9%），构成了发展的底层约束。研发投入不足、品牌低端化固化等内生问题，既受股权利润分流影响，也源于自身战略选择与能力积淀不足。
一方面，股权失衡加剧“造血能力”与“决策自主”双重受限。按股权分配逻辑，五菱每赚取100元利润，上汽与通用便瓜分94.1元，自身仅得5.9元，即便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达8580.9万元，归母净利润也仅3941.6万元，微薄收益难以支撑大规模研发与高端化投入。反观比亚迪，凭借绝对控股权实现利润自主反哺，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率维持在8%以上，形成“盈利-研发-迭代”的正向循环。更关键的是，股权方诉求与五菱长期转型存在冲突。通用倾向于导入成熟技术赚取专利费，而非支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上汽需平衡旗下多品牌资源，难以对五菱高端化倾斜过多资源。2025年9月广西国资委将广西汽车80%股权划转至广西国控，仅优化了国有资本布局，合资公司股权格局未变，这一约束仍未破解。
另一方面，内生短板让股权制约的影响更难突破，形成“能力不足-依赖股权资源-进一步受限”的循环，而人事体系动荡则成为放大这一循环的关键变量。五菱曾借助股东方资源实现技术输出突破，如通过N300项目签署首份技术转让协议，向海外输出知识产权与运营经验，但长期依赖股东技术支持，导致自主研发能力积淀不足。战略层面的惯性同样明显，早年宝骏630与泛亚技术中心合作失利，既因股权方成本理念冲突，也源于自身对高端化路径规划模糊、产品力与市场需求脱节。
人事动荡贯穿高层、营销核心与中层，直接破坏战略连续性与团队执行力。高层层面，2025年2月宋伟因广西汽车集团高管重聘计划辞任行政总裁，杨杰接任并获三年任期。更关键的是，2024年上汽通用五菱已完成一轮核心人事调整。沈阳卸任总经理转任战略委员会主席，技术背景深厚的吕俊成接棒，同时成立产品营销中心，赵奕凡出任总经理，原品牌与传播总经理周钘调任副总经理，后续周钘又于2024年12月转投MG品牌任事业部总经理，核心营销人才流失。
周钘主导的网红营销曾助力宏光MINIEV、缤果出圈，其离职后五菱营销体系失去创新引擎，后续代言与促销活动沦为浅层流量博弈，难以传递品牌价值。中层管理人员频繁更迭则导致研发项目推进受阻、产品规划脱节，缤果ESC配置争议、车机故障频发等品控问题，本质也与研发、品控团队稳定性不足有关。即便银标系列2025年销量达74.13万辆，仍因缺乏核心技术背书与稳定团队运营，无法打破“换壳低端车”的认知。
三重短板放大系统性风险
股权制约与内生短板的绑定，沿着“研发-产品-品牌”路径层层传导，催生研发能力薄弱、产品结构单一、品牌定位固化三大短板，三者相互叠加，让五菱在行业转型中持续承压。
研发能力薄弱是核心短板，兼具股权约束与内生不足属性。2024年五菱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仅2.5%，不足比亚迪（6.63%）的四成，既因利润分流导致资金有限，也源于研发战略聚焦度不够。三电系统高度依赖国轩高科等供应商，自主能力局限于模块化集成，而非核心技术突破；LING OS车载系统装机量低，自动驾驶停留在L2级，与头部企业形成代差，这种短板直接传导至产品端。
此外，五菱过度依赖2.58万-6万元低价区间，宏光MINIEV累计销量185万辆、缤果超60万辆，但单车利润仅百元级别，即便2025年新能源销量破百万，仍未摆脱“低价走量”模式。多品牌运营的混乱更凸显战略短板，宝骏2025年销量4.9万辆、同比仅增12.3%，仍处边缘化；银标系列虽销量可观，但与主品牌共用渠道，缺乏独立高端认知，星光系列在10万级市场始终难敌比亚迪、长城等竞品。营销层面，网红营销边际效应递减后，缺乏新的价值传递载体，邀请孟子义代言缤果虽撬动女性用户，却进一步固化“低端代步车”标签。
盈利模式脆弱则是多重矛盾的最终体现。2025年新能源出口9.47万台/套、同比激增128.6%，但印尼基地等海外业务仍依赖智能岛制造体系输出，自主核心技术支撑不足，难以形成高毛利增长点。
双向发力破解绑定循环
五菱的破局，需兼顾“股权层面的约束缓解”与“内生能力的补齐升级”，双向发力破解二者绑定的循环，既争取更宽松的外部发展环境，也筑牢自身核心竞争力。
股权层面，跳出“比例争夺”聚焦“利益绑定与决策自主”。借力广西国控股权赋能，推动与上汽、通用共建“新能源业务独立主体”，参考福特中国独立新能源业务经验，将五菱的渠道资源、海外运营能力（依托杨杰东南亚经验）及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技术入股筹码，通过业绩对赌约定核心条款，提升新能源业务决策话语权，锁定不低于30%的净利润用于研发。
内生能力层面，聚焦研发、产品、品牌三重升级。研发端，将投入占比提升至4%以上，依托与华为合作攻坚三电核心与L3级智驾，联合高校共建实验室，在“以竹代塑”等轻量化优势基础上，逐步掌握核心零部件技术话语权；产品端，厘清分层定位，红标聚焦新能源商用车，银标独立运营高端乘用车，剥离宝骏非核心业务，集中资源将星光系列打造为10万级混动标杆，借助74万辆销量基数建立技术认知。
品牌与运营端，打破惯性认知与盈利局限，同时同步稳定人事架构。为银标搭建独立营销与服务体系，摒弃低价促销，聚焦技术亮点与用户场景传递价值，摆脱对低价走量的依赖。同时，借助广西国控股权赋能，协调股权方形成统一考核导向，减少因诉求分歧导致的人事震荡，让管理层能聚焦研发升级与高端化布局，而非短期业绩博弈。
电动E V：2025年新能源百万销量与千亿产值，是五菱规模效应与运营优化的成果，却也掩盖了股权制约与内生短板的双向绑定矛盾，而人事动荡则成为加剧这一矛盾的关键推手。杨杰任职后的战略调整、广西国控的股权赋能，为破局提供了契机。唯有双向发力，保障研发与决策自主权，补齐内生能力短板等，才能打破恶性循环，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领先”的跨越，守住“国民神车”的核心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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